4月1日央视面对面对中南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级教研员刘路进行了访谈，勾勒了一个险些被应试教育抹杀了数学天才的“幸运儿”轮廓。中南大学校长张继尧说，刘路做教授拿百万奖金，受之无愧，即便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他会默默无闻，学校也会全力支持他的研究。

刘路是个学数学的本科生，90后，2年前“不经意间”证明了西塔潘猜想。据说，这个猜想只是数学的一个小小分支，但17年来还无人证明。刘路是怎么证明的呢？他中学的奥数成绩并不好，后来干脆离开奥数，同级600名高中他考过后100名，最好一次是升入高中后第一次考试进入前30名，此后就在中下等名次徘徊。考大学，父母不愿他报考数学专业，因为难以就业。即便在中南大学，他的成绩也一般，没拿过奖学金。但是数学在他心中是美丽的，他只玩过一次网游，他每天自学到深夜，他读的是英语原著，他手头有一本《英语字根字典》，他沉浸在自己的数学王国里不可自拔。他对许多考试很烦，因为那些考试意义不大，只会一次次掐灭创新的火花和天才的破土而出。所以，他总是成绩平庸。

就连他的导师侯振挺都没看出来“刘嘉忆”就是“刘路”。南京大学的教授丁德成告诉侯振挺中南大学有个数学奇才“刘嘉忆”，侯振挺费了半天劲才知道是自己的学生“刘路”。“刘嘉忆”是刘路写论文向国外杂志投稿时的署名，他更喜欢这个有着美好回忆的“刘嘉忆”。这个小插曲告诉我们刘路破土而出是多么不易多么匪夷所思，因为我们的教育实在糟糕透了，应试的模式毁了一代又一代像刘路这样的“天才”。

刘路说过一段“名言”：“我和在座的各位同学一样，都是经历了残酷的高考，走进大学校园的。然而不巧的是，我是应试教育的抵触者，所以我的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因为成绩不好，许多人质疑我，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想要呐喊，却无话可说。我不敢说某某某成绩也不好但也成了伟大的科学家，因为我不是某某某，这样的理由只会招来更多嘲笑。”这里面透着一种信息：看看那些所谓的“成绩”吧，要么就为沽名钓誉，要么就为工作就业，要么就为吃饭穿衣，要么就为尊敬师长……反正就没有自己的兴趣和快乐，这种“忘我”的工作学习状态是一种悲哀，一个人的潜力和灵动根本就没有萌芽的机会和环境，“钱学森之问”应该举国警醒。

世界上许多猜想基本上是外国人的“专利”。哥德巴赫猜想迄今仍然是谜。陈景润只是距离最近的一个人，他一举成名。欧美教育已经慢慢为我们熟知，至始至终，欧美的校园是开放的、宽松的，课堂是活跃的、自由的，学生是大胆的、个性的。在这里，要自己动手讨论、实验、研究、写论文，不怕你有爱好，就怕你没爱好，厚重的图书馆能够基本满足你的好奇。尽管也有就业需要就业压力，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基本需要，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看谁会突发奇想，看谁会标新立异，看谁会一鸣惊人，看谁会发现一个个体现人类智慧的最美“猜想”。

做学问做研究是需要自由的，自由是科学“猜想”的最好土壤。刘路很犟，他认准的死理会一条道走到黑，他发现了数学之美，不管不顾地做着一个人的研究。应该说，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个性，有潜力。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说“不见官僚，才有‘大’学”，基础教育则在过度的行政化中让“教育政绩”把校园变成机械、教条和应试的“荒漠”。这才是我们哀莫大于心死的地方。

[稿源：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