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打工的四川人邓明建无怨无悔照顾中风老母亲18年。2011年他的母亲去世，经过警方调查是中毒而死，于是邓明建坦承其受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帮其安乐死。经过一年的羁押，审判的结果是：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从在老家把屎把尿到带到番禺背母买药，他的孝行曾经感动了很多的人。（5月31日《新快报》）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任何人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孝子杀母”合情合理但不合法，邓明建受到法律处罚，既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又展示了法律的威严。法律对邓明建判处缓刑，是情、理、法合并运用的结果，达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但是，“孝子杀母”案不得不让人思考一个问题：我国能否对“安乐死”进行立法？

“安乐死”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荷兰是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由于“安乐死”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我国至今尚未为之立法。不知“孝子杀母”案能否催生“安乐死”立法？

按照法理来说，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只要“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按照严格的条件与程序来实施的，这种行为显然不应该受到法律追究。“孝子杀母”之所以受到法律处罚，错在操作程序和操作方式不当；而之所以被判处缓刑，实质上是对“安乐死”这种死法的默认。

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既要满足法定的实体条件，还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来操作。一般认为，在程序设计上，有四个关键的内容需要规范：一是病人的申请；二是医师的诊断；三是病人与医师协议的达成；四是医师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而贯穿始终的是法院的主持和监督以及公证机关的公证。既然有“安乐死”存在，按照“存在即合理”的理论，合理如何升上为合法，应该引起我国法律界思考。

对“安乐死”进行立法，也是以人为本的做法，既结束患者的痛苦，又减轻家属的负担，还节约医疗资源。有法学专家认为，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正因如此，在“既要让生者活得有尊严，也要让患者死得有尊严”的当下，加快“安乐死”立法刻不容缓。

[稿源：红网]

[作者：毛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