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多名网友发帖质疑四川省大英县以“城市乱象治理”为名一刀切强制拆除防盗防护栏，认为这是“面子工程”。

然而这件事与以往一些城市大拆大建、“穿衣戴帽”的“面子工程”有所不同，因为在网友和当地群众的一片质疑声中，笔者也听到这样的说法：用于防护栏的材料属建筑构件，由于大多数家庭是简易安装，只考虑防贼防坠落，未考虑消防逃生，所以往往不符合消防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事实证明，安装了防护栏的家庭，一旦发生火灾，业主就很难疏散和逃生，也不利于消防队员救火，关键时候还会困住逃生的业主。

因此，大英县政府的做法到底是不是“面子工程”我们还不能妄下定论，而且这件事真正值得关注和反思的也不仅仅是面子工程这么简单。近年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政府制定的一些政策措施一经发布就引发公众质疑，大到社保、税收、退休年龄，小到城市的水价、工程建设、防盗网，无一例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难堪局面？有人直言不讳，认为政府失去公信力是根本原因。然而，若只一味地将公众的不理解、不配合归咎于政府所剩无几的公信力，就显得有些简单粗暴了，这样的做法对于扭转目前尴尬的局面毫无帮助。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政府在出台一项政策时常常遇阻呢？这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从技术理性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政府的管理活动看作是工具的活动，政府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这一工具来实现自己管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目的。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技术规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包含着对可以观察到的事件（无论是自然界的还是社会上的事件）的有条件的预测。因此，政府的管理活动不能脱离其管理对象而存在，他的整个决策过程必须以公众的所思、所想、所需为依据，并且要充分考虑到政策出台后公众可能出现的反应，建立起有效的应对措施。

也就是说，政府做出一个决策的过程必须是科学的，理性的，应该尽量避免个人的私欲、利益以及主观判断，将管理活动的成功和有效建立在对客观事物充分了解和理性分析上。

具体到大英县拆除防盗网一事，政府应该在做出决策之前思考以下问题：1、防盗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居民的财产安全，拆除之后有没有什么替代措施来弥补这一空白？2、拆除防盗网将造成群众经济上的损失，如何弥补？3、若出于消防逃生考虑一定要拆除，那怎么让群众理解而不至于认为是面子工程产生抵触情绪？

如果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加以解决，相信政府也不至于引来拍砖无数。政府必须从一次又一次的公共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不能总是头脑一热，一拍脑门就大干快上，而置民众的反弹甚至是反抗于不顾，用最原始、最愚蠢、最粗暴的方式来对待民意；不能总认为手中的权力大过天，“强制推行”从来都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政府决策的过程，应该是有民意参与的、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民众共同发现问题、探讨问题、解决问题，而公权力只能作为保障正确的决策得以有效执行的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要政府惟民意是从，而是要政府在民意的基础上高屋建瓴。

其次，从文化环境上分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被视为“父母官”。在中国人看来，父母生你养你，自然也能管着你，同时你还要尊敬父母、孝敬父母。这若是放在人情伦常里，再合理不过了，但若是用来比喻政府官员就出问题了，因为他不曾生你养你，反倒是你要纳税供养他，所以，当官的不是“父母”而是“公仆”，老百姓也不是“儿子”而是衣食父母。说白了，老百姓花钱并赋予你公权力，你就应该为老百姓服务，做什么决定应该先问问大家的意见，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家之长，决定了再来通知，甚至是你们私底下把蛋糕都分好了，再来告诉老百姓买蛋糕的钱得他们出，这样就不对了嘛。

当然，要让现在的官员从做“父母官”变成做“公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喊几句口号，开几天会学习学习就能成的。所以，笔者觉得先从技术理性上一点一点地建立，一点一点地改变比较靠谱。当科学理性的决策过程成为制度固定下来，思想文化上的转变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