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指出，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这些已进城和将进城的农民并未享受到和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造成了两极的就业和生存状态，这种分化状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极为不利。而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8月20日东方网）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参加2012APEC中国工商领导人论坛时表示，到现在为止，2.2亿农民工仍被排斥在政府的公共服务范围之外，这是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当然，无论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还是从很多理论工作者研究的角度来看，最大问题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但是对于取消户籍制度，李铁却认为没那么简单，因为如果取消户籍制度，需要从财政里面拿出一块来给外来人口，也就意味着对户籍人口的服务质量就会有所下降，所以不能说取消就取消。在这儿，发改委李铁显然是以既得利益团体的反对为依据，指出农民工城市化的压力所在。

此番新闻又爆出，国务院11年前就有意推动户籍改革，因遭地方政府反对，才成为一纸空文。诚然，我们相信，户籍改革之所以敏感，在于其目前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然而，市长们如果反对农民入城享受公共服务，其政治立场就堪疑了。从政治上看，市长不能仅是城市居民的市长，不能仅是市民群体的利益代表；从法的角度来看，更不用说户籍制度与根本大法宪法的抵触。

众所周知，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有限，主要集中在土地出让、地方债务、金融贷款三个方面。地方债务、金融贷款因为属于击鼓传花式债务，债多不愁，所以能看到有地方政府将本地的国有资产抵押殆尽的奇观，更有将本地风景名胜未来门票收入也予以抵押贷款的；而对于土地财政更是无比的热忱，通过各种手段将农民的土地或者房产强行购买，然后以高价转手给房地产开发商，这种收入在很多城市通常占财政超50%以上。为保证这一主体财源，地方政府热衷于将城市越扩越大，以便有更多土地可以用来招商引资和出让获利。

这就造成一个悖论，城市是越来越大，可是为地方政府所承认的城市群体却无法扩大，失地农民及进城务工者往往无缘于城市的公共服务，成为边缘人。不过，不能不承认，这种做法却是符合经济理性的。既甩开了庞大的养老、教育、医保的沉重负担，又可以充分对农村进行抽血，将最珍贵的人力资源一代代抽入城市的管道，建设一个美丽新世界，等其血液衰竭时，因城市的拒绝接纳，务工者会被迫回到农村去过其惨淡暮年。然而，经济理性有时并不是最优选择，往往违背人性，造成这种城乡两重天，彼此相怨怼的局面，并加剧了社会对立。这对于城市管理者，是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问题。

因此，11年推行不了户籍改革，是非常尴尬之事。这需要反省其中的制度障碍，修复中央权威，同时也要为地方政府注入人性的血液，并补上政治一课，因为任何一级政府都应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不能是任何局部利益集团的代言者，更不能借口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而懒于推进社会改革，只忙于获利的兢兢业业，罔顾社会公平，却将改革的压力与现实矛盾击鼓传花。

[稿源：红网]

[作者：宁新春]

[编辑：王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