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陶家五兄弟闷死在垃圾箱，依旧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尽管当地从副区长到校长共8名官员受到追究，但人们还在追问，究竟还有谁应为他们的死负责？

为了避免下一起悲剧发生，的确需要更长时间的追问。有官员被问责、免职，不可谓不严厉，也符合网友与公众的期待。但问责要问个明明白白，免职要免得心服口服——他们究竟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还有什么责任需要其他人一起承担？孩子的父母、所就读的学校，以及已被问责的官员，究竟谁的责任更大一些？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反思。

责任分两种，一是像这样的事后追责，但“亡羊补牢”所更需要的，是让每个人在问题发生之前，就该明确，他“必须”做什么，做不好将要承担什么后果。比如孩子的父母，尽管在法律文书中负有对孩子的监护责任，但倘若孩子出事，须承担什么后果，却没有法律与制度明确，至少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难以看到；至于地方政府及公安、民政等职能部门，当街面上存在流浪儿童时，具体都该做什么，似乎也并无确切规定。

尽管法律与制度不是万能的，但至少透过毕节这场悲剧，我们看到了制度的缺失。当年大学生孙志刚之死，最终导致了收容遣送条例的废除。一个成年人之死，终结了一个不正义的制度；那么此次五个孩子的逝去，是否能换来一项正当制度的确立？

尽管“立”比“破”更难，但需要认识到，我们专门针对孩子的法律与制度，确实太少了。对普通儿童，他们的“权益”只能与“妇女”并为一类；对于流浪儿童，也只是和成年流浪者一并被管理。直到去年底，才有一个“接送流浪孩子回家”的专项办法，但毕竟只是“办法”，还是“专项”，能有多大执行力与持续性，都不能让人乐观。

需要有这样的共识，面对孩子，再多的专门法律，再事无巨细的责任落实，再严厉的追责措施，都不为过。据报载，去年开始，全国妇联就开始起草相当于“流浪儿童法案”的《国家临时监护职责具体实施方案》，何时能出台？毕节之殇，无疑又带来更多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