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吴仁宝走了，这无疑是华西村一段历史的终结，这是最容易让人想到的第一个寓意。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村的今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华西村的发展业绩在那儿摆着，华西村的富裕程度在那儿摆着，吴仁宝的价值也就在那儿摆着，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事实。

华西村的出现是一个奇迹，这首先是因为有吴仁宝这样的奇迹出现。他在那个视经济发展为洪水猛兽的时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为华西村淘下了第一桶金，因而才有华西村后来的发展。经济，自有顽强的生命力，稍有一丝缝隙，就会萌生一地绿意。这无疑是吴仁宝现象的一大寓意。

创造华西村奇迹的吴仁宝，首先是农民，他有当官的机会，但照样要当农民，做了一辈子不入品的村官。既然是村官，他就必须跟农民保持一致，要代表村民的利益。但他毕竟曾是一个官，一个当过县委书记的官，县委书记不当了，人们却始终拿他当官看。是官，就得跟上面保持一致。最时髦的时政词汇，总能被他用特有的错换术，整合成一种“吴氏语言”：领导能接受，农民能理解，而且实用。譬如，“不怕公有、私有，就怕公也没有，私也没有，要公私双富有”，这“公有”、“私有”，讲的是经济制度；“公也没有”、“私也没有”，讲的却是钱财的实际拥有，它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但却讲清了发展这个硬道理。它为华西村集体富得冒尖、村民富得流油，找到了理论支持。有了“猫论”，可以只做不说；要想成为典型，就得像吴仁宝这样，又做又说，做成极品，说到极致。这就是吴仁宝的行为寓言，示范着做与说的如何统一。

走进华西村，很现代的建筑技术与很传统的建筑要素，很生硬地摞在一起，很有气势，但很不协调。作为华西村地标的高层金塔，就是吴仁宝自己设计的，但他不可能是无师自通的设计天才，因为高大富丽，金塔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不协调。特有的华西建筑，钢筋水泥的西式墙体，生硬地戴一个琉璃飞檐的中式屋顶。活像穿着马褂，却系了根领带；拿了把二胡，却当小提琴拉。它们的设计者或者拍板者，很可能都是吴仁宝。权威有了，协调没了。为什么就不能交由真正的建筑行家来规划，来设计，来定夺呢？自由式的经济与拍板式的政治，在吴仁宝这里，就聚合成一则生动的当代寓言。

华西村的村民，拥有别处农民做梦也得不到的家财，有别墅，有豪车，有分红，有存款……但必须出让别处农民用不着出让的权利，譬如择业的选择权，家财的支配权。给你足够的富裕，你就必须放弃相当的自由。用吴仁宝的话说：村民既可以搞集体，也可以从事个体。但不允许干部搞“一家两制”。这里的“既可以……也可以……”是取舍式的二选一，而不是左右逢源的兼而有之。富裕，要靠自由来换取，这无疑是一个华西村式的时代寓言。

吴仁宝弥留之际，惦念于心的还是“开会”。85岁了，开什么会？证明着一点，他对华西村影响力的发挥，持续到他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天。这是感人的，也是烦人的。他十几年前就把华西村的领导权交给了下一代，而接班的恰恰是他儿子。新组建的领导班子，大多也是他的家里人。从这一点讲，与其说是华西村，不如说是吴家庄。这更是在吴仁宝身上读来有些憾意的寓意。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怀念吴仁宝，但希望吴仁宝走了，这样的寓言时代也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