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安徽黄山市歙县张高平与侄子张辉叔侄俩驾货车去上海，不幸卷入一起“强奸致死案”，直到今年3月26日浙江省高院对该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二人无罪。昨日，张高平的哥哥张高发向本报独家披露，叔侄俩目前已正式提出国家赔偿和冤案补偿，多项合计金额为702万元。（4月17日《市场星报》）

根据国家赔偿法，“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要依法给予国家赔偿。”2012年，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标准，具体数额为每日162.65元。按此计算，国家至少要赔偿叔侄二人120万元。

但考虑到他们十年来因坐牢而来的收入损失，以及家人因为上访等而来的物质损失，还有十年冤狱对叔侄俩人、对家人所造成的巨大精神伤害，国家赔偿的具体数额应该比这120万元要大得多。现在受害者提出703万元巨额赔偿要求，就说明了这一点。

固然，国家有关部门因为冤假错案而需要向受害者提供赔偿，这是值得称道的人道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浙江省的这起冤案，不但对这对安徽叔侄造成了十年的冤狱，对这个家庭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伤害，同时也将会给国家造成是以百万计的国家赔偿金额，实在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

一则，诚如浙江高院的再审判决书所认定，因审讯录像、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不完整，警方的取证程序存在不规范之处，原一、二审认定的主要证据不可作为定案证据；二则，以“女神探”聂海芬为首的杭州警方办案人员在没有物证和目击证人的情况下，通过“突审”张氏叔侄，获得了25条“无懈可击”的“铁证”，让两位叔侄在大牢里一坐就是十年；三则，这家人十年来不断上访，包括四次去北京上访，却一直不得要领，直到最后一位律师帮助申请了司法复核。

由此也引发我们的反思：冤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公检法相互关系出了问题，公检法之间不仅要相互配合，还要相互制约，显然这起冤案就是因为公检法之间未能相互制约；再者，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也需要进行监督，需要防止非法侦查行为。

文/汪忧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