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桩令人眼花缭乱的诉讼。时间绵延几年，两级法院审理，涉嫌户籍、身份造假，至今尚未有一个明晰的了结。据报道：7年前，一名山西年轻人以自己的两个身份证，在北京东城区和平里花近1.3亿元买下锦鸿阁小区B座的109套房子，出资人是他的父亲杨三俊。杨曾是山西洪洞县的煤老板。开发商称，杨三俊出资以儿子名义买房是不想太显眼。如今，这109套房子升值已近乎4倍。（5月4日《西安晚报》）

原告杨文婷称：早在7年前，他与北京金政房地产公司签约买房，且已收房多年，但至今金政房地产公司不肯与他签订正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不协助办理产权证，为此诉至法院，要求确认买卖有效。但开发商又以购房者先后不同的身份证就同一标的房产起诉，身份存疑。使一起官司，在朝阳区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之间折腾过几个来回。表面看来，这是一次产权之争，但背后交集着巨大的利益，是规制之下利益重享的尖锐冲突。

我们还是把官司的输赢交给法院，他们自有他们认定是非的法条。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会出现“房叔”“房姐”以及这位拥有首都109套房产价值超过5亿之巨的“房东”，同时还有那么多的“房奴”？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经过十年漫长的调控，仍然达不到上至中央下到百姓的满意；而调控中，又让一些真正的“刚需者”利益受损？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机制，这机制又怎样发挥着作用？

也许这些问题，一时半会说不清楚，但有几个基本的“点”，还是容易弄明白的。

第一，杨某因当煤老板成为富翁，之后又当上了洪洞县人大代表。这似乎表明，在富翁和人大代表之间，有某种难以说清的关系。可这样当选的代表，不能指望他代表人民。如果能够代表，何以会在中央不断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的时候，借用其他40多个人的名义，大量购置房产呢？

第二，政策确实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然改革总设计师的后半句话——“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并未见到很好地落实。甚至两级分化的程度，越来越显得更为突出。要不然，也不会在房地产调控上，用了这么长的时间，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如果这些矛盾不能缓解，就不是对邓小平指示的全面理解，就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准确把握。

第三，中国的地下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人民理应是资源的受益者。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就是要保证人民享有改革和建设的红利。而这些红利，不因各种原因（包括政策漏洞）进入某些特殊群体的私囊。如果有这种情形，就要做出及时的调整。我们总不能用批判的武器推翻了一个只有少数人富裕的社会，再容忍这样的社会滋生出来。那样，何以对得起死难的先烈！

总而言之，透过上述让人眼花缭乱的纷争，我们应该找准深化改革的方向。否则，人民只有做梦的权利，而无法获得梦想成真的福祉。

文/雷钟哲